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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苦难的生活
因为尼加乡地势偏远，环境恶劣，历来巴塘人对这个村有各种神奇的传说和猜测，老一辈的人说尼加乡人的祖先都是罪孽深重，佛法不能相容，被迫背井离乡的人物，也只有那样的人才会一代代的在那边野兽都无法生存的地方繁衍生存。前往尼加乡的路必须翻越一座叫喇嘛拉的雪山，海拔５８００米。爬过这座山的人都说这山陡峭得人是爬着走，马是站着走，寒冬腊月里山路更加险要，稍平坦的背风处是深没人腰的积雪，陡峭的山路上虽说没有积雪，却是一层厚厚的积冰，在耳边是刺骨的呼呼风声，只要稍不留神，脚下一滑，手上抓的一寸来宽的岩石一松动，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有时人的身体是悬空挂在峭壁上，似乎是鼻子太大了也会让你摔下山崖去似的。所以一般不会有工作组在冬季上山的，但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地震，由于不通电话，没有确切的灾后情况，宣传、民政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前往尼加，途中，一匹性急的马儿在冰川路上失蹄，摔下山崖，从山腰望下去，一阵眩晕，可怜的马儿仍未断气，躺在地上不住地抽噎着，向导在山腰犹豫再三，对着受伤的马儿开了两枪，让它早点结束痛苦。枪声在山谷里回响，我的脑袋也晃悠悠的鸣响着，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同情。向导开始催促大家快点走，说也许枪声会引起雪崩，我们这才知道向导为什么犹豫不决是否开枪了，有人开始责怪向导多事，那马不用多久会冻死的。向导也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诵读经文。只有措知道他在为马儿超度。他也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感，想着马儿来生能投胎成人。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强烈的高山反应，使工作组的人员痛苦万状，甚至连口筒里的牙齿都开始剧烈的疼痛。我脚踏着架在悬崖上的古栈道般的登天木梯，身边是俯拾即是的浮云。一片白茫茫的雪峰峦在脚下连绵起伏。真正是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加上向导的不停地催促说这里的雪崩随时会发生，所以这美无伦比的寂静的雪野景色在我们眼里如同一个白色的阴影，无法让我们去感动去欣赏。
就在这条道路上，尼加乡的人祖祖辈辈一代一代，走呀爬呀，他们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走这两天的山路，却只是为了我们在几步之内就能在商店里买到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物，面对这条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尼加乡的人把粘粑看成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东西。经过两天的跋涉，尼加乡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原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哪知道这里的一切让我们每个人更感到累了，这种累是一种心理上沉重负荷。
这样一幅让人吃惊让人心痛的画面。山穷，穷在那没有供寸草生长的泥土的秃崖，穷在那诺大的青杠林里长不出松茸，穷在那原始森林没有公路无法运输出去，穷在老乡送客的话语是“山陡，当心捽破了膝盖”而不是“慢走”。水恶，水源少，人畜共饮一股水。大多数时间是吃冰雪水，这里用背篼背水是常事，所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正确的。
一百来户人家的住房平均建房时间已超过五十年，年久失修，加上地震的影响，墙上的裂缝能探出小孩子的头，房梁房柱子东倒西歪，这一切让我们心惊胆战，他们却已经习以为常，原本是四方的房子在地震的作用力下，居然变得象吹胀的气球，成了圆形。当地的一些最有钱的最有劳力的人也只能将房子一小块一小块的折掉重修葺，谁也无力将全部推倒重新修建。地震之后，有的人家搬进了帐篷，可是过不了几天，又冒着生命危险搬回去了，因为怕死总比冻死好吧？家徒四壁，屋里有的东西一目了然，一般是一个土灶上有一口锅，还有睡觉的破旧被子。然后就是劳动用的工具。没有筷子。随地捡拾一根小木棍，用手搓一搓。便可以用来吃东西。在这里，没有任何浪漫和非份的幻想，在这里的世界里，有饭吃不饿，能穿暖不冻着，有屋檐遮风避雨，便是最大的奢望。小孩子们为了一块被牲畜啃过的土豆可以大打出手，大人们为了一点食物可以去偷邻居家的东西。全村只有四个读完小学的孩子，小孩们也想不出读了书有什么用途。只是知道陪着大人们在地里劳动来年也许就能吃上饱饭。尼加乡的人都不是虔诚的教徒，那座破烂的寺庙不知是那个时代修建的，没有烟火，没有人参拜。的确，这虚幻的宗教不能带给尼加人任何安慰，来生如何他们已不再问津，只求今生温饱。这些生活在最残酷环境里的最现实的人，他们却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信共产党，依赖共产党，也许是他们一代一代的经验，在他们有困难时能接济、帮助他们的只有共产党。
所以当工作组到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在那条寒冷的山路上，全村人翘首期盼了几乎一整天，只因为他们知道是党派来的，一旦见了我们欢天喜地如同过节一样，一声声辛苦了的亲切问候，一双双手麻利的抢过我们的背包，孩子们脚上无袜子,绿色军用胶鞋的鞋帮已经破了，只剩下鞋面和鞋底，用草绳扎在雪地上啪哒啪哒地跟着我们跑前跑后。而真正过大年时，全乡却一片死寂，没有弦胡，没有歌庄。雪夜里，那零零星星的高高低低的房屋，没有玻璃的黑洞洞的窗户里，隐约地透出松脂的燃烧的微微发黄的光。这一百多户人家，自愿选择这种冷冷清清的方式过大年，只因为这村里死了一个１９岁的男青年，而真正让我们惊讶的是这个男子的死因是原本可以避免的麻疹，而几乎是在同一天里又死了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药品的奇缺，只有挨家挨户地告诫病人，不要着凉。至于生死只能由天定。四条生命消失了，村里没有太多的眼泪，也没有抚天的哭声和隆重的葬礼，在这山村里静默的大年夜，我们深深感到死亡对于他们是那样的熟悉，而又无法抗拒，而他们最惋惜的是失去了一个男性劳力，在这样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极端的崇拜男性，依赖男性。这天夜里，我们信步来到一家人屋里，忽明忽暗的松脂光下，男人们围着土灶，吃着一大锅用盐水煮熟的土豆和元根，一壶青稞酒，这不见腥味的年夜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死亡的异样氛围。遵循着女人不能和男人同座的古老习俗，女人们坐在门边，包括上至９０岁的老母亲，下到３岁的扶床女，见了生人更是蜷缩在门角里，吃着男人们酒酣耳热之际，随手递来的土豆，元根，不知她们吃出了什么滋味，而我已是思绪万千，这就是离我们几座山之遥的尼加人，这就是我们有着共同祖先的兄弟姐妹们．．．．．．
在那里我还认识了一个特别的老人，叫松安，一个人带着４个收养的孤儿，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四岁。老伴死的早，老人已丧失了劳动能力，这几年就靠救济和乡里的接济熬下来。他年轻时是一名民兵基干队成员，提起那段时光，他的是那样怀念、自豪，尽管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这段时光，总觉得自己是党的人，多年来一心一意想再为党做点什么。在自己温饱难测的情形下，还收养了四个孤儿，心甘情愿的与这四个无依无靠孩子分享他微薄的救济金。老人人醉酒之后，拉着我的手说：“乡长，这么多年来，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可不论怎样我都惦记着党，一直把党放在这儿。”他重重地拍打着自己的心窝，：“我不怨党，没有党，也许我们早已经冻死、饿死、被人弑死，可是现在这日子实在没法过呀。我倒是快过到头了，可是这几个孩子今后谁来照看，他们怎么活下去呢？”两鬓斑白的老人指着那几个衣不遮体仍无忧无虑的孩子，用那双流不出泪的浑浊的老眼直望着我：“有时候我深夜里醒来，我心里害怕，我从前弑过人（他当民兵时弑过地主），是不是佛在捉弄我，惩罚我，我害怕。党啊，你在哪儿？我应该怎么办呢？”望着这空空如也的屋子，我的脊背上一阵冷风拂过，象征着一个家庭生气的灶台冷冷的，上面搁着一块大铁片。地上有一个被烟熏的很黑的茶壶，这就是全部的炊具，这就是一个一生认定自己是党的人的家，面对他无畏的坦诚，我们内心除了同情似乎还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愧疚。有个男同志都流泪了，所有工作组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钱塞到老人的手里，也许不久他就会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含恨离去，我们所有的安慰的语言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每一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装着一种无法吐露的心绪。
在尼加也有对自己的现状感到非常满足的人家，一位常年被烟熏火燎，象黑炭一样肮脏的主妇就很骄傲的介绍着自己家的基本情况：五口人，两个劳力，三个孩子，家里还有一头耕牛，四只山羊，两只绵羊，存粮还有二百斤左右，人均四十多斤。望着她一脸的笑容可掬，我们相对苦笑，除了穷开心这三个字，没法形容她了，贫穷落后竟然没有给她们一家任何精神压力，相反在更穷的邻居面前，他们是如此富裕。
第二天，在已经倒塌了一半的校中心校的土操场上，工作组召开全乡村民大会，最后我们将县委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挤出的２万元救灾款和价值２千元的常用药品发放给群众时，他们捧着钱和药不住的哈腰致谢，掉了牙的老人抹着喜悦的泪水，场子上不约而同的响起了“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万岁”这个过于陈旧的赞美词，是尼加人真情的渲泻。这钱能解决今年冬季的粮食，只要冬天熬过了，春天就会来了。
九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也应该离开了，全乡几百人一步步尾随着我们，用依恋的目光痴痴地送着我们。阴郁的天空开始漫天舞雪，我们的耳边再一次响起他们习惯的赞美词，“共产党万岁”“工作组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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