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书网 > 历史军事 > 皇帝史 > 第4卷:宋仁宗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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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宋仁宗赵祯(zhàozhēn)(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四十二年。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就是指宋仁宗。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请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其“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人物简介早年经历宋仁宗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表现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封为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封为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1017)兼中书令,次年进封瘅王。九月初八,册封为皇太子,任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十四日,朝拜太庙。天禧四年,下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着,听辅臣参决各司事务。乾兴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

  

  登基即位

  

  宋仁宗赵祯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帝位,年仅13岁。初由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开始亲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间曾多次更改年号,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刚刚即位以后改年号天圣,后来改年号明道,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号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为: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

  

  他在位几十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一个发展的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

  

  仁义有道宋仁宗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一位皇帝。

  

  赵祯他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可见他的确很仁慈。

  

  仁宗皇帝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仁宗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守成贤主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以上两例,表现出这位帝王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这在封建时代,也算是很难得的了。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包拯画像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驾崩去世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7][9][11]“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宋仁宗赵祯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为政举措政治1、仁宗盛治清朝的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14]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2、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十大政策揭开序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反对势力庞大,难以推动,一年四个月后便宣布中止。仁宗一朝对外虽无重大战争,对内亦无重大革新。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仁宗去世后,就连讣告送到辽国时,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宋仁宗曹皇后—废后风波3、废后风波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皇太后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儿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尚美人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此事,还特意提到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曾经力主将宋仁宗生母李氏以皇后之礼下葬。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

  

  宋仁宗后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到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不久,有内使在门后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

  

  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生死两皇后在宋仁宗晚年,其爱妃张贵妃逝世,不顾朝中大臣劝阻,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当时还有正宫曹皇后。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为“生死两皇后”。

  

  宰相王钦若、李迪、丁谓、冯拯、王曾、鲁宗道、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王随、陈尧佐、章得象、晏殊、杜衍、范仲淹、陈执中、文彦博、宋庠、庞籍、刘沆、富弼、韩琦、曾公亮、张文节、贾昌朝、梁适名臣(文臣)

  

  范仲淹、包拯、鲁宗道、晏殊、文彦博、孙复名将范仲淹、韩琦、狄青、杨文广军事仁宗即位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听政十一年后病卒,仁宗始亲政。

  

  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先胜后败,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到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的西夏军遭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辽兴宗时以萧惠陈兵宋境。接着,宋朝派富弼与辽国协议,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使国威大振,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期柴荣夺取的三关之地,以增加岁币为条件,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但需注意岁币支出对宋而言并非沉重负担,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宝元元年,陕西出支为1551万;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出支为3363万,几近赤字。辽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遁走,后不知去向。

  

  经济仁宗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宋朝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交子。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文化宋仁宗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初(公元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1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1匹,及献500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庆历初,他任用富弼以和契丹,任韩琦、范仲淹以拒西夏。并试图进行改革,但在反对派的攻击下,不久废罢。

  

  人物评价正面宋仁宗谦恭、节俭、仁慈、宽厚,这是出于天性,一遇到水旱灾害,或者在宫中秘密祈祷,或赤脚站在大殿下面。有关部门请求把玉清昭应宫旧地开辟为御花园,皇上说:“我承奉先帝的苑囿,还认为太广大了,还要这个干什么?”家宴上常穿一再浆洗过的衣服,床帐被褥,多用粗绸做成。在宫中夜里饿了,想吃烤羊肉,告诫左右不要向御厨索要,恐怕厨夫从此滥杀生灵,来准备随时需求。判死刑尚有疑问的罪犯,都要命令重审复核,每年可使千余名死刑犯活下来。吏部选拔人才,一旦错判致人死罪的官吏,都一辈子得不到升迁。仁宗皇帝经常对近臣们说“:朕从来没有用死字骂过人,怎么敢滥用死刑呢?”

  

  到了西夏侵犯边疆,就把他们赶出国境;契丹背弃盟约,就增加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好像苟且怠惰,但任用官员蔑视残暴苛刻的小人;刑法好像放纵松弛,但判案官员多是公正平允的人。国家不是没有弊端,然而不足以牵累治世的国体;朝廷不是没有小人,然而远不足以压倒善良忠厚之人的正气。君臣上下同情怜悯老百姓的心情,忠诚厚道的为政原则,可以说对培养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根基起了作用。后代子孙一旦改变这种治国方法,天下就趋于混乱了。《左传》说“:做国君的做到一个仁字就可以了。”仁宗皇帝真是当之无愧啊!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7]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就连乾隆皇帝,也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6]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9]“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赵祯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

  

  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就连“十全老人”乾隆都将宋仁宗当做标榜。而包青天正是宋仁宗“以仁治国”的最好证明。

  

  乾隆皇帝说:“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宋仁宗一生节俭,如发现贪赃枉法的官员绝不姑息,必加重罚。宋朝百姓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反面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轨事典故廉政清明宋仁宗皇帝性情文弱温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接受官员谏言。谏官王素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怕陛下为女色所惑,宋仁宗命令太监,给这些被送进宫的女子每人三百贯,然后马上送她们离宫。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生母之谜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有一种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

  

  慈圣光献皇后曹皇后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们时,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据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有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不改谥号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军委副主席),并有〈文庄集〉行世,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

  

  仁政宽容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苏辙题跋像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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